社会学在哪个院系

社会学在哪个院系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的原因是什么？达到当初的目的目的了吗？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同样也不容忽视。

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政治化理解，甚至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混同起来，进而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识教育，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

这种“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有以下明显缺失。

一、办学主体以一元化代替多元化晚清及民国时期，办学主体一直呈多元化格局。

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长期并存，而且国立大学既有国立大学，又有省立大学等地方大学。

私立大学既有以教会和外国法人为背景的私立大学，又有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

尤其是有教会和外国法人背景的大学，因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不仅具有直接的办学经验、稳定的经费来源，而且有非常便利的师资获取渠道及学生进一步出洋留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的特殊独立性，使他们对国立大学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以院系调整为契机，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取消了私立大学，使办学主体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竞争机制被消解。

二、集中式管理取代自主性管理民国时期大学管理基本采取自主管理的模式，即便在国立大学也是如此。

自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确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模式后，该模式俨然成了中国所有大学校长遵奉的准则。

梅贻琦治理清华大学、竺可桢治理浙江大学之所以能使国立大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正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些准则。

即使大学是国立的，但中央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也主要是委派校长，校长在校务管理中的自主权政府是很少干涉的。

校长跟政府的这种平衡一旦因政府干涉校务而被打破的时候，校长便往往以辞职相威胁，而这种威胁的结果大多是政府做出让步。

私立大学的自主性更强，相当一部分大学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接受国立，无非是不愿看到自己办学的自主性受到伤害。

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决定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招生计划、人员聘任等事宜是学校最基本的权利，是自主管理的基本要件。

有了这些要件，学校才能根据教育环境的变化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自然导致各校的办学特色和各自的竞争优势不再存在。

三、技能训练替代全人教育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建立专门教育为主构筑院校体系，抹煞了学校之间以及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的专门教育体系又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也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

即便是在那21所号称综合性大学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里，其实也仅仅剩下了文、理科，其他系科已被撤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渗透和交融。

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

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

四、出现大量学科人才断层由于院系调整中重点突出专门实科，财经、法政、人文学科受到严重削弱。

财经、法政、文科三类毕业生数量及比例的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三类学科毕业生的比例从1949年的11.8%、14.7%和18.8%下降到院系调整结束后1961年的3.4%、2%和0.9%。

由此可见，这些相关专业的削弱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削弱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学科的培养能力，对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学科建设是一个损伤，国家建设所需要人才的多样性也得不到保障。

同财经、政法、人文等学科的被削弱相比较，更不幸的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因为被视为有资产阶级属性而被取消。

以南京大学为例，社会学系在1949年被并入政治学系，而政治学系在1952年被取消。

一度集中了知名学者的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校门”（李刚：《大学的终结——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载《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公、检、法相继恢复，但法律人才严重匮乏，在我国出现大面积的“法官荒”“检察官荒”“律师荒”，只能以大量复转军人充任，对司法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最后要提的是，中国私立大学在中国大陆被裁撤之后，部分高校在港台地区得到血脉的延续。

如今，在港台地区甚至全球都有一些影响力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校，它们以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传承着中国私立大学的精神。

摘自李秉谦《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